听完乘警叔叔的话，我知道现在的确有不少川省人在东北。想着等到了春城后，有时间一定要去煤矿那里看看。

跟乘警叔叔又闲聊了一会儿，我看到火车快到西山站了，就和他告辞，去找乘务员。我来到乘务员所在的车厢时，火车已经停在了西山站。

在这个车站，下去了很多乘客，上来的人似乎更多。我找了个地方站了一会儿，等火车开了，才去找乘务员。找到乘务员后，她竟然真的给我弄到了一个座位号。

虽然那个座位离我们的车厢很远，但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关键是那个座位还是靠窗的。

回去后，我跟旁边那位乘客一说，他很高兴地就同意了换座位。

就这样，我们三人都有了座位，而且还是坐在一起的。

闷墩对着我就是一顿吹捧，阿果更是连声感谢个不停。

我把他俩都拦住，坐了进去，邀请阿果跟我们一起吃饭。

我知道她一定没带什么吃的，就对她说：“别客气了，你也没带吃的，餐车你也吃不起，就吃我们的吧。”

吃完晚饭，我们三人又开启了聊天模式。

聊着聊着，话题又回到了阿果的事情上。

看着阿果满脸愁容的样子，我对她说：“你从没出过远门，这次还要去东北。你想过没有，到了东北，他们听不懂你说话，打听路都没法打听，能不能找到那个地方都难说。你不应该来，应该让他家里人来。”

阿果明白这一路会很难，但她还是很坚持：“我想过他们会听不懂我说话，我也知道找到文革干活的煤矿不容易，我也知道去了可能什么事都做不了。可我又不能不去。文革家里只有两个老人，他们想去也去不了。他的同乡在信上说，他们都在帮着文革跟煤矿老板谈赔偿，如果拿到赔偿的钱，就想办法把文革送回来养病。”

说完，她从布包里拿出了一封信递给我，让我看。我没顾及什么，就打开了信。看完信后，我没有对她说什么，只是把信还给了她。

我在辽省待了两年，了解东北人。那里有好人，但不是人的人更多，就像小兵那种人，见到比他弱的，能把人欺负死。更何况川省人多数都长得矮小，在东北那里说不定会受多少欺负呢。跟他们要赔偿钱，要是能给早就给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