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转身往巡捕房走，脚步轻快得像要去赴宴。刚走到精武门门口，就看见黑压压的巡捕围了上来，手里的步枪闪着冷光。为首的英国人举起喇叭，用生硬的中文喊："交出陈真，否则格杀勿论！"

陈真推开挡在身前的师兄，大步走到队伍前。晨雾里他的身影不算高大，却像座山般挡住了巡捕的枪口。

"我就是陈真。"

"把他绑起来！"

"等等。"陈真忽然扯开衣襟，露出胸前的伤疤，那是去年打擂台时被日本人的暗器划伤的，"我有话说。"

他的声音在寂静的巷子里传开，像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："霍师父是被毒死的，虹口道场的铃木宽可以作证；日本人往面粉里掺鸦片，领事馆的翻译官手里有账册；还有那块'东亚病夫'的牌子，现在应该在巡捕房的证物箱里......"

枪声在他说到一半时响起，子弹穿透胸膛的瞬间，他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到师父的情景。那天阳光很好，师父在院子里教弟子们扎马步，看见他站在门口，笑着扔过来一把木剑："想学武？先学怎么做人。"

陈真倒下去的时候，眼睛望着精武门的方向。他看见刘振声把师弟们护在身后，看见巷口挤满了举着锄头扁担的中国人，看见有人捡起他掉在地上的短刀，高高举过头顶。

后来的事，陈真就不知道了。他不知道自己死后，精武门的弟子们把他的遗体偷偷埋在霍元甲的墓旁；不知道那个被他救过的黄包车夫，逢人就讲"有个叫陈真的好汉，一拳打断了日本人的腿"；不知道十年后，有个穿中山装的青年在他的坟前立了块碑，上面刻着"精武精神，永垂不朽"。

只知道那天清晨，上海的雾散了些，阳光穿透云层照在精武门的匾额上，把"精武"两个字照得金灿灿的，像无数双不肯屈服的眼睛。

陈真倒下的那一刻，刘振声感觉整个世界的声音都被抽干了。巡捕的步枪还冒着青烟，弹壳落在青石板上的脆响，像砸在每个人的心上。他扑过去抱住陈真时，那具温热的身体正在迅速变冷，血从指缝里涌出来，染红了他袖口的白布条——那是为师父戴的孝，如今又添了新的哀思。

“五师弟！”刘振声的声音卡在喉咙里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。陈真的眼睛还睁着，望着精武门门楣上的匾额，嘴角似乎还挂着一丝笑意。刘振声伸手想合上他的眼睛，指尖却抖得厉害，直到最小的师弟哭出声来，他才猛地一拳砸在地上，青砖裂开细纹。

巡捕们举着枪围上来，枪托撞在门板上发出沉闷的响。“把人带走！”为首的英国警官用马鞭指着陈真的尸体，马靴踩过地上的血迹，“精武门所有人，通通带到巡捕房问话！”

巷口忽然传来一阵骚动。卖菜的王婆举着扁担冲在前头，后面跟着扛着锄头的农夫、拉黄包车的车夫，还有几个穿着学生制服的年轻人。“不准动精武门的人！”王婆的裹脚布跑松了，露出变形的脚趾，“陈真好汉是为咱们中国人出气！”

人群像潮水般涌过来，巡捕的枪被挤得歪歪斜斜。有人捡起地上的石子，砸在英国警官的礼帽上；有人扯住巡捕的枪带，嘴里喊着“还我们陈真”；连平时最胆小的报童，都敢冲上去咬了那个开枪的巡捕一口。

刘振声趁机背起陈真，往内堂跑。二师兄带着几个师弟把住门槛，用断了的枪杆顶住门板。“快！把五师弟藏起来！”刘振声的声音带着哭腔，他知道陈真的尸体绝不能落入巡捕手里——那不仅是对逝者的亵渎，更是对所有中国人的羞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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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堂的地板下有个暗格，是师父当年为了躲避清廷追捕挖的。刘振声揭开木板时，里面还放着几件旧兵器。他小心翼翼地把陈真放进去，用干净的白布擦去他脸上的血污，忽然发现陈真紧握的拳头里，攥着半块没吃完的馒头，是那天从公园回来时，一个老汉塞给他的。

“放心去吧，”刘振声对着暗格低声说，“你的事，我们替你做完。”

等他回到前院，巡捕已经被愤怒的民众赶跑了，巷子里散落着破掉的警帽和折断的马鞭。王婆正用围裙擦着眼泪，看见他就说：“振声，陈真的仇，咱们不能就这么算了！”

“对！去找日本人算账！”

“把虹口道场砸了！”

刘振声忽然抬手止住众人的喧哗。他看着满地狼藉，想起陈真临走前说的话——“杀了我一个，还有你们”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声音虽然沙哑却异常坚定：“报仇要报，但不是现在。”

他指着精武门的匾额：“师父创精武门，不是为了让我们打打杀杀，是为了让中国人强身健体，不再被人欺负。陈真师弟用命告诉我们，怕没用，躲没用，唯有站着死，才算中国人。”

人群安静下来，有人攥紧了拳头，有人红了眼眶。

“今天起，”刘振声的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个人，“愿意留下的，跟我重修精武门；愿意走的，我不拦着。但我刘振声在这发誓，师父的冤屈，陈真的血，迟早有一天，要让那些洋鬼子和东洋佬，加倍还回来！”

那天下午，精武门的弟子们开始清理废墟。断了腿的三师兄拄着拐杖搬瓦片，伤了手的小师弟用嘴叼着绳子捆木柴，连附近的街坊都来帮忙——卖米的张老板送来两袋糙米，铁匠铺的李师傅带着徒弟来修门，连租界里的几个学生，都偷偷运来几车石灰。

刘振声在灵堂前重新立了块牌位，上面没写“陈真之灵”，只刻着“中华好男儿”五个字。供桌上摆着陈真生前用的那根檀木短棍，棍身上的指痕被摩挲得发亮。

而此时的虹口道场，正弥漫着另一种恐慌。铃木宽躺在榻榻米上，断了的肋骨让他连呼吸都疼。那个穿西装的英国人站在窗边，看着外面聚集的中国人，脸色阴沉得像要下雨。“领事馆的人怎么说？”

“他们说陈真必须死，”翻译官战战兢兢地回答，“可现在……”

“废物！”英国人猛地转身，银质怀表在手里摔得作响，“连个死人都摆不平，还想在上海做生意？”

铃木宽咳出一口血沫：“那陈真……太能打了。他好像不怕疼，打他十拳，他只要一拳，就能把人打趴下。”

“我不管他能打多少拳，”英国人的声音冷得像冰，“明天一早，我要看到精武门被查封，所有跟陈真有关系的人，都得死！”

但他没能等到明天。深夜，一个黑影撬开道场的后门，手里提着桶煤油。火光冲天时，铃木宽正做着噩梦，梦见陈真带着满身血污站在他床前，那双眼亮得像淬了火的刀。等他被浓烟呛醒，整个道场已经烧得只剩框架，那些挂在墙上的武士刀，在火里扭曲成奇怪的形状。

放火的是黄包车夫阿福。他把车停在街角，看着火光映红半边天，忽然对着精武门的方向跪下，磕了三个响头。“陈真兄弟，我替你烧了他们的窝！”

这场火，像根引线，点燃了整个上海的怒火。第二天一早，各国租界的报纸都登了消息，有的说“暴民纵火”，有的骂“支那人野蛮”，但更多的中国人，却在茶馆酒肆里悄悄传递着消息——“陈真的弟兄们动手了”。

刘振声看着报纸上的照片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。他知道这只是开始，从陈真扯碎“狗与华人不准入内”的木牌那天起，有些东西就已经不一样了。

半个月后，精武门重新挂上了匾额。新做的门板上还留着斧头劈过的痕迹，刘振声却没让漆匠填上，他说：“要让后人看看，咱们是从血里爬起来的。”

开张那天，来了很多人。有拄着拐杖的老兵，有背着书包的学生，甚至还有几个穿着旗袍的女先生，说要学几招防身术。刘振声站在门口迎客，看见人群里有个熟悉的身影——是那天公园里被陈真救下的老汉，手里捧着个布包。

“刘师傅，”老汉打开布包，里面是块新做的木牌，上面刻着“精武精神”四个大字，“这是我连夜刻的，给精武门添个念想。”

刘振声接过木牌，指尖触到那些凹凸的刻痕，忽然想起陈真说过的话：“从今天起，这牌子我说了不算，但你们的拳头说了才算。”

他把木牌挂在门楣上，阳光照在上面，每个字都亮得晃眼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精武门的弟子越来越多。刘振声教他们扎马步，教他们出拳，更教他们认字——他说，光有拳脚不行，还得有脑子，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打。

有学生来请教陈真的功夫，刘振声就把自己记得的招式画下来，一笔一划都带着郑重。“五师叔的拳，快、准、狠，”他指着图纸上的弧线，“但他最厉害的，不是拳头，是这股子气——宁折不弯的骨气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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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父的冤案也渐渐有了眉目。那个送药的“医生”在码头被人堵住，打了一顿后全招了，说鸦片的事牵扯到好几个洋行大班，霍元甲的死，是他们怕事情败露下的毒手。学生们把供词印成传单，贴满了租界的电线杆，连巡捕房的墙上都没能幸免。

英国人想压下去，却发现越压传得越广。有记者偷偷采访精武门，把霍元甲的事写成连载，登在《申报》上；有商会的人联名上书，要求租界当局彻查；甚至连一些洋教士，都在教堂里说“杀害好人的人，上帝不会饶恕”。

三个月后，那个主使的英国人被调回了国，据说走的时候像条丧家之犬，连箱子都没敢装满。日本领事馆的翻译官被人发现死在黄浦江里，身上绑着块石头，上面写着“鸦片贩子之墓”。

只有铃木宽，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有人说他回了日本，有人说他被仇家杀了，还有人说，他躲在租界的某个角落里，每天晚上都被陈真的影子吓醒。

民国三年的冬天来得早，第一场雪落下来时，刘振声带着几个师弟，悄悄挖出了陈真的遗体。冻土很难挖，他们轮流用镐头刨，手上磨出的血泡冻成了冰碴。

下葬那天，没有棺材，只有块简单的木碑，上面刻着“陈真之墓”。来送葬的人排了两里地，有精武门的弟子，有街上的街坊，还有些不认识的人，只是听说了他的事，特地赶来鞠个躬。

刘振声把那根檀木短棍插进坟前的土里，棍顶系着块红布，在风雪里飘得像团火。“五师弟，”他蹲下来，用手把雪扫开，“你看，现在没人敢说中国人是病夫了。你没做完的事，我们接着做；你没说的话，我们替你说。”